“我一再跟他们说是我欠钱，不要去我家，我父亲年纪大，要是出了事要承担责任的，但他们还是逼我的老父亲还钱，给我们最后通牒是10天内必须还。”

9月2日，当事人周先生向华商报记者证实，父亲是因为被逼债病倒去世的，作为欠贷未还者，他起诉了这家银行北京分行，9月16日，北京西城区法院将开庭审理此案。

 >>>贷款短信

 “12万贷款20分钟就打到银行卡里”

今年38岁的周先生是河南驻马店人，2017年在北京一家传媒公司工作，一个月有4000元收入，租住在昌平，“2018年12月份，在父亲出事以后我就回到老家。”

“银行给我手机发贷款短信，有网址，我就在上面操作，在他们银行一共贷了12万。”周先生介绍，2017年10月，被告银行北京分行以信用卡的形式向他发放这笔贷款，期限24个月，每月还款3966元，还款至2018年4月。

“当时填完身份证号、姓名、手机号，银行就打了电话，贷款20分钟就打到我的银行卡里。上面有利息、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后来我算下来，我后来还了一点，有11万的贷款，结果利息加违约金翻到16万多。”

>>>生活拮据

买保健品40万元被骗造成贷款逾期

周先生解释，因为之前给父亲买保健品，结果有40万元被骗资金未退回，最终造成贷款逾期。

周先生称，当时自己根本没钱还，生活很困难。“被骗后我已经把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再要借钱还贷款，人家肯定不给的，连我电话都不接，微信也不回。”

周先生解释贷款的原委，“当时被骗以后生活拮据，80多岁的父亲身体也不好，这笔贷款主要是用在我父亲吃药、我们父子在北京的生活，包括我被骗以后借钱还账。”

周先生没想到，贷款逾期，会彻底改变父子俩的人生轨迹。“我父亲年龄大了，身体虚弱，我一直没告诉他我被骗了，也不敢跟我父亲说贷款逾期。”

>>>扣身份证

 “让我拿手机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

时隔4年多，周先生仍记得2018年5月7日，自己因为贷款逾期未还被叫到银行信用卡中心的一幕。

“上午9点多，我去银行，当时从催收部走出来的银行工作人员，穿工服、戴工牌，是他把我带到小会议室，等了一个多小时，他带着另外两个穿便装的人进来，我后来知道这两人是外面的无业人员。”

周先生回忆，“对方是3个人男的，威胁我还款，让我拿手机一个一个给我所有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不打走不了，一直从早上9点多到下午1点多，我没经历过这个事，实在无奈，就给我的一位同事打电话，以借钱的名义让同事过来，我同事来了之后，也给对方说我被骗了，没有钱，这样逼也没用，但银行扣了我的身份证。”

周先生表示，之所以让同事来，“是想让人知道我被银行的人控制”，如果有什么不测发生，至少有这位同事知道是怎么回事。

>>>最后通牒

做“防控”还上门催债 “让父亲代我还贷”

周先生告诉华商报记者：“一直到下午5点多，他们看我也借不来钱，银行工作人员和一名无业人员就把我带到当地派出所，以派出所的名义逼我还钱，让我摁手印、抽血、量身高，给我拍照，说是给我做‘防控’，说我在15天内不能离开北京。”

周先生说：“当天对方开车带我去我住的地方，当天晚上我父亲就知道这事了，他一直坐在墙边也不吭声，对方反复强调说限我10天必须还完，也就是5月17号必须还清，不还完会再来。”

周先生强调说：“我当时一再说不要去家里，我父亲年龄大，要是出了事，你们要承担责任的，但他们说不行，他们想的是我父亲有钱，让我父亲代我还贷。”

“最后通牒5月17号，我父亲问我钱给人家还了没，我说没有，后来他也没吱声。”

>>>精神压力

父亲昏迷住院抢救 银行还打电话催款

周先生在起诉书中称，“5月17日上午10点，银行工作人员再次打电话威胁还款，说不还完款下午过去找我和父亲，并声称我是诈骗，让公安抓我。”

周先生告诉华商报记者，“下午6点多，我父亲突然倒地昏迷，打120送到医院抢救，17号下午银行工作人员还给我打电话催款，我说我父亲都住院抢救了。”

“扣在银行，我一天都没借到钱，才带我去我家逼我父亲还款。”周先生认为，父亲病倒去世和银行催债有关系，“当时如果不是银行催债，不去我家逼我父亲，我父亲也不会昏迷。”

周先生的父亲转到河南驻马店住院治疗，“我父亲一直没好，9月份去世时是83岁。他是没事的，坐在家里说话各方面也正常，主要是逼债后精神受到很大影响，心理压力太大。我不是说催债者亲手杀了我父亲，而是说影响到他的精神，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才病倒的。”

>>>投诉结果

“对他们批评教育处理太轻，对我伤害太大”

周先生接受采访表示：“我后来也咨询过法律部门，这种贷款并不是正规贷款，如果正规贷款，不会给我超过3万。”

周先生证实，他写了材料向银保监会投诉。“我多次反映他们放贷催收，上海银监局后来要求他们总行和我联系，说我可以暂时不还这些贷款，等我有钱了再还，还说利息也不要了，只还本金，但我从来没有说过一次不还，我只是手头困难，需要给我时间。”

周先生表示：“也做过处理，认定银行相关人员催收话术不当，对相关人员也处罚了，但我认为对他们批评教育处理太轻了，对我的伤害太大了。”

>>>银保监答复

催收人员电话催收过程中存在不当催收话术

2019年2月上海银保监局出具的银行业举报事项答复书显示，经核查，周先生名下信用卡欠款逾期，该行信用卡中心北京分中心催收人员于2018年5月5日致电并与周先生约定5月7日至北京分中心现场协商还款。由于5月7日的沟通过程无录音录像，故银保监局难以还原当时的场景，判断催收人员是否存在阻拦周先生离开、辱骂恐吓周先生父子等不当催收行为。

答复书指出，“但我局在核查中发现，该行信用卡中心个别催收人员在向周先生电话催收过程中存在不当催收话术。对此，我局已要求该行信用卡中心进一步规范催收话术，对相关责任人员予以追责，并对协商还款流程采用录音等方式予以优化。”

>>>出具证言

 “阻拦挺厉害的，对他推搡拉着衣服不让走”

9月3日，华商报记者联系到愿意为周先生作证的何女士，“我给他作证，还有我的一个亲戚也给做了证，因为我们是实际看见的。”

何女士说，当时她和亲戚也是去办卡，“看到那个管信用卡的，就揪着他在小屋里拉扯，他害怕，想跟我们一块走，就给他拉回来了。对方是两个人，应该是信用卡管理中心的，他们阻拦是挺厉害的。”

“我们坐电梯，他想跟着我们，对方是两个男的，有一个人穿着银行工服，挺厉害的，对他推推搡搡的，拉着衣服，不让他坐电梯，拉拽不让他走。”

何女士称周先生离开银行受到限制，“就像是对犯人似的那样。”

>>>逼得差点自杀

要求两被告为催债书面道歉 民事索赔45万元

“当时逼我还钱把我逼得都差点自杀。”周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处理结果，“处理太轻，给我父亲造成生命都没有了，所以我不同意他们这样的处理。他们催债打电话我都有通话记录，我也报案了，有报案记录，可以让警方去调取通话清单。”

周先生表示，一再申诉无果的情况下，他在今年3月份正式起诉涉事银行。“前后13个月，我跑了十几趟，终于法院立案，原定是7月份开庭，后来因为疫情延期到9月16号开庭。”

起诉书显示，案由为生命权、健康身体权纠纷，周先生和两位姐姐将涉事银行列为第一被告，将上门催债的银行工作人员列为第二被告，请求判令两被告因违规催收给原告造成的精神伤害进行书面道歉，判令两被告因违规催收造成其父病倒住院至离世所产生的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丧葬费、护理费、康复费、营养费、误工费共计45万余元。

>>>难以释怀

“欠钱是我欠，找我可以，但不能逼我父亲”

“我为什么一直放不下这个事呢？我父亲是无辜的，欠钱是我欠，找我都可以，起诉我也可以，但不能逼我父亲，他那么大年纪，让他去哪筹这个钱？”

周先生告诉华商报记者：“当时去我家之前，我都跟银行催债的说了好几次，不要对我父亲说这个事，但他不听，还是到家里逼我父亲，我主要无法忍受这一点，我希望能惩罚催债者。”

“我也跟银行说了我被骗的经历和我的家庭情况，但银行还是指使催债者上门逼我们，威胁恐吓。我认为他们没有良知，完全以赚钱为目的，我父亲是被他们逼债才病倒去世的，我请求法院追究银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谈及具体诉求，周先生表示一直在坚持讨一个公道：“我们要求银行和催债者向我书面道歉，承担我父亲住院抢救的费用，包括丧葬费，还有我的误工费，我最在乎的是银行催债对我造成的伤害，这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父亲已经走了。”

经历此事，周先生难以释怀，后悔当初贷款。“以正当的名义放款，年龄在50岁以下25岁以上的，银行放贷要多少给多少，如果不还就是诈骗，也可以采取手段逼债，不还就给家人打电话，银行可以起诉，还可以再涨利息，银行催债逼债，可以让你无法工作。”

>>>第二被告

 “受邀去过他家，不存在限制人身自由”

9月3日，华商报记者联系涉事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服工作人员记录记者电话后表示可以工作联系单的形式反馈给北京分中心，向相关部门反馈，会有同事反馈，但截至发稿，暂未收到回复。

“我承认去过他家里，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不存在。”9月3日，周先生起诉的第二被告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证实，“我已经接到法院传票，我会去应诉。”

第二被告表示，“他的信用卡逾期的处置不是由我处置，我不是负责人，那天他到信用卡中心协商还款，当时是由我和案件处置负责人来跟他沟通的，这个事情我是做记录。”

“我当时是信用卡中心资产保全主任，那天我正好加班。”第二被告表示，当天沟通到很晚，周先生的手机一直在自己手里，他在给他的朋友和家人打电话，“如果限制他自由，他可以打110，旁边就是派出所，出警不到5分钟。”

“他说正好他父亲一个人在家，我就顺便开车送他回家，在车上聊得比较高兴，这样他才会有我的手机号。我问他有困难可以随时跟我打电话，他说工作收入不稳定。那天来他说身上还不到30块钱，说回家要给父亲买菜做饭，我还在村口给他父亲买了10块钱煎饺，他们家进胡同口就是治安警亭。”

第二被告称虽然见了周先生的父亲，但绝对没有催款。“他是邀请我去他家，说他确实有困难，他还交代让我说是他的同事。进他家铁门，他敲门，是房东开的门，我们两个人有说有笑进去的，正对门的那个地方有摄像头，我进他父亲的屋，不到3分钟；我和他（周先生）拉着手聊了5分钟就走，周给我送出来的。”

“他是过了两年之后才起诉，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第二被告表示，周先生投诉之后，自己曾给行里写过一份情况说明，但行里内部具体怎么处理的不清楚，自己也没有被处罚。

第二被告表示，周先生这个事跟自己没关系，2019年10月左右他就离职，“不是因为他这个事儿，我是自愿离职的。”